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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种指向艺术家自觉的浪漫主义视角,我们再来看他的《第九交响曲》,或许更能体会作为一位音乐家不断求新求变并追求自我超越的勇气与智慧。如果说第一乐章还是相对熟悉的贝氏风格,二三乐章的位置互换却是对之前所有交响曲范式的重大改变,因为慢板乐章通常处于谐谑曲之前。位序第三的慢乐章经常被后世音乐家用于对贝多芬的晚年心境进行参悟,但对于大众听者而言,它的缓慢行进会让人觉得有些沉闷与拖沓。然而,这一创造性的变化其实暗含着贝多芬的精心设计:他是在刻意制造一种铺垫,以便台下观众听到第四乐章突然爆发的“灾难和弦”时,会带来一种强烈的戏剧性对比效果。
而当末乐章中席勒的诗篇《欢乐颂》经由合唱的形式排山倒海般倾泻而出时,贝多芬不仅颠覆了所有交响曲的既定秩序,也赋予了这首作品一种空前绝后的革命性力量。“四海之内皆兄弟”,席勒的诗篇是满怀美好愿望的乌托邦,贝多芬将其变为一种势在必行的政治势力,剑指所有国家的根基。从首演之夜的两百年间,《第九交响曲》一直是打着各种红旗的社会改革者的集结号,马克思将其描述为“世间欢乐的庄严弥撒”,斯大林曾下令在苏联的每一个村庄演奏它,日本每年圣诞节前后都会举办破纪录的“第九交响曲”音乐会(一张CD的容量标准乃是日本索尼公司以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演奏时长作为上限),而凯尔·斯塔莫最近对英国Classic FM表示,这部交响曲最能概括他领导下的英国工党:“它有一种使命感,而且又非常乐观。这是非常典型的工党气质。要让每个人,像贝多芬那样让每个人为了它而登上这个舞台……这是一种向更好的地方前进的感觉。”